孟子的理想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，孟子生活在那个时空当中，他在瞭望，却是扎根于战国的大地远望。
根据对道体的体会不同，讲工夫也不同，这个很清楚。性通于道，天所性者通极于道，道体无限，性体当然也无限。
一、北宋复兴儒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北宋恢复儒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？这是一般讲中国哲学史需要讲到的。普遍的爱在人间怎么可以表现呢？兼爱、普遍的爱作为观念来说当然很好，说到如何表现很麻烦。心即理就等于意志自律，就是心的立法性。照朱子的说法，心合这个理就是道心，不合这个理就是人心，这样说的心不是孟子所言本心。黑格尔的辩证的综和不能独立的成一套，不能跟康德的超越的分解相对立。
他重视濂溪的《太极图》，从太极那里讲，把儒学从《中庸》《易传》讲的那个道体简单化为一个理，太极就是理。现在，知识分子丧失思考力，不能认识问题的真假，明明是邪恶的东西，大家都相信，知识分子迷醉于……，这种现象不可思议。那么列于学官，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。
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说从前我学习《礼记·中庸》篇，至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悚然知圣人之德，学以至于无学[13]，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惊觉，通过这两句话了解了圣人之德。这个思想就打开、影响了宋代的理学家。在北宋前期来看，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佛教。所以《中庸》在当时很受重视。
这样一个转变，应该说对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之大的。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 2006年版，第115页。
因此在唐代，任何一个士子，他在关注《礼记》的时候，都会对《中庸》有更多的关注。郑玄之辈很多还是在德行论，不是在性命论、性情论来解《中庸》。[8]（西晋）陈寿：《三国志》第2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版，第419页。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，他是信佛的人。
唐代大文学家韩愈，在贞元九年（793）26岁的时候，他去应考，考题来自《论语》，叫颜子不贰过，结果他用《中庸》的思想去答这个题目。他认为《中庸》是讲性命之说。[25]《大学中庸章句》，第22页，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为程子语。到了南宋，二程的门人游酢、杨时，都写过《中庸解》。
那儒释有什么不同呢？儒者饰身之教，故谓之外典也。[10]（三国）何晏集解、（南朝梁）皇侃义疏：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．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95册，第394页。
中庸，道也[20]，中庸是客观的一个根本的原理、法则，皇极是政治上教化所用的一个观点。直到近代西方思想传进来以后，才有改变，这就是晚清的最后一位注解《中庸》的大家康有为，他的《中庸解》已经结合了新的西方思想加以阐述了。
《孔丛子·居卫篇》里面就引了子思自己的话，他说他的祖先是孔子，祖君屈于陈蔡作《春秋》，吾困于宋，可无作乎？[1]孔子困于陈蔡作了《春秋》，我困于宋，也要作个东西出来，于是他就撰《中庸》之书四十九篇。这些都开了个头，为宋代以后《中庸》诠释的发展，应该说铺平了道路，开了先河。比如他提到把《中庸》与当时北宋经学里边特别重视的《尚书·洪范》的皇极思想比较，认为《中庸》的思想与皇极的思想大同小异。这是上古时代，特别在政治领域，对中概念的一种重视。北宋智圆以佛教中道思想理解《中庸》，契嵩认为《中庸》的主要思想是性命之说，性命说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。《夬》卦九五爻辞讲中行，无咎，如果你能够中行的话，就不会有什么灾祸。
我们现在并不能够确切知道《中庸讲疏》是他什么年代写的。[14]释智圆：《中庸子传》（上），《全宋文》第8册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， 成都：巴蜀书社，1990年版，第289页。
这是讲丧礼的实践怎么掌握，有一个中庸。《中庸章句》是对《中庸》一句一句做注解，《中庸或问》是对章句中每一句话，为什么这么解释，作出理论上的说明。
那皇极之中，与中庸的中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同小异。《汉书》比《史记》增多的一类记述就是《艺文志》，这是关于图书流传的著录。
道学家的《中庸》诠释贯穿了宋元明清四代，朱子成功促进了儒学从五经到四书研究的转变。梁武帝早年，非常下工夫学习儒学。如太宗皇帝赐给进士及弟的就是《礼记·儒行篇》，他们认为在个人修身方面《儒行》有很重要的作用。但是从孔子开始，我们看孔门论中，还有一个明确的发展，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，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，如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。
所以史书说他洞达儒玄修饰国学。第三，儒士、文士与《中庸》。
到了唐代有《五经正义》的刊行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。因此，其意义只能是一种礼节的、仪式的、具体的，就不能够代表国家所需要的比较高的、普遍的一种人文教养。
当然《周易》成书不是一时一地一下子形成的，经历一个过程。张载的学生吕大临写过《中庸解》一卷。
此外，契嵩在《中庸解》中还提到很多很有见解的看法。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，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，为《中庸》学开了新的方向，即《中庸》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。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《中庸》，在当时应该是分成上下两篇。此前像郑玄，还都是把《中庸》作为《礼记》的一部分来注的。
这是《中庸》作为完整的文献文本，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在《礼记》中。朱熹写《中庸章句》，在前面先把二程的话列出来，作为《中庸》总的思想的发明。
在《尚书》里面，虽然有了不偏不倚的思想，但是关于执中这个表达，还没有用执两用中。但是戴颙，他专门把《中庸》提出来，为之作注，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，表明《中庸》在南朝时代，它在《礼记》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。
唐人对《中庸》最关注的是诚明，与后来人对《中庸》关注的那些点不同，唐人最关注《中庸》的诚明论。一个佛教徒僧人，号中庸子，可见儒家经典《中庸》对他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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